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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注释从略，本文写作于6年前，原载王锡锌主编：《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六章）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PX事件 。
See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95. [59] 因为按照戴雪的理论，议会的立法不能约束下一届议会。对于格里菲斯来说，首相在下议院回答问题，并非宪法要求他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发现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格里菲斯对此的回答是通过对冲突的政治解决，即当面对实质政策的冲突时，政治寻求包容不同意见和让少数人发声的方式为冲突的长期或者暂时解决提供更有效的途径。所以，政治宪法的理念是规范性的，但是它并没有详细规定宪法的性质和内容，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政治人物，通过日常的政治过程去规定。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想。[20] T.R.S. Allan, Book Review, 49 Public Law 172-175(2006); Danny Nicol, Book Review, Volume 69 Issue 2, Modern Law Review 280-284 (2006); Ian Loveland, Book Review, 122 Law Quarterly Review 340-344 (2006). [21] Martin Loughlin, "Towards a Republican Revival?", 436. [2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26-130. [23] 贝拉米认为，法律宪政主义通过两种方式来去政治化。立法者在考虑这种一般性的主题时具有数量上的优势，立法者能够代表全体公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经验。
（3）我们所使用概念的模糊和不确定，尤其对疑难案件来说。共和主义认为自由是不依靠于任何人的强迫意志。[13]参见任建新履历：1988年—1992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
因党内干部管理制度民主性相对缺乏、透明度极低，这些都会极大地强化最高法院院长的权力。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进行了错案密集平反的集中清理活动。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最高法院院长 权力界定 审判权 。由此可知，在法院内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享有监察权。
例如依照最高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实行领导检讨责任制，要求凡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内发生两起法官贪赃枉法造成重大影响案件的，高级法院院长在向当地党委和人大检讨责任的同时，要到最高法院检讨责任。然而，历任最高法院院长鲜少行使这一职权。
但其并未对司法解释的创制作出程序性规范。该法第五条明确了法官的职责，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最高法院院长是执政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历史上最高法院院长同时还是执政党领导政法专门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而近多年来由于维稳政治的高压，法院更是采行选择性适用法律的策略。
1945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对部分案件的不予受理、案件的久审不判、久判不执行。此外，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的职权还包括监察权、法官等级评定权与批准权。1922年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
并于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法官的奖励制度，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应当给予奖励。按照该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法官的等级的确定，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
虽然现行立法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的任职条件，但是由上述有关法官及审判长的任职规定来看，均要求受过系统法学教育且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1945年任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
宪法上所规定的人大对最高法院院长的罢免权若无执政党内部党纪追究的先行启动，事实上必将沦为一种摆设。赵伟：武汉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评定法官等级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核后，由最高法院院长批准一级大法官、二级大法官、一级高级法官、二级高级法官和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的等级。对最高院长权力行使的研究，旨在达成两种理想的诉求，那就是为了法治建设的长远大计，对最高法院院长行使的非制度化权力让其进入制度的囚笼。1946—1948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江华在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前，一直担任军区政委或省委书记等职务[9]规划环评的简本向全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这首先是一种信息公开，其次才是围绕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
（5）公众参与的方式缺乏具体规定，没有进行基本的类型化和梯度设计。在行政裁量过程中，行政的灵活性同样是克服行政僵化的有益思维。
就个案而言，这里的关键性特征主要包括两点：一是项目环评的局限性。这种只重战术不重战略，只重树木不重森林的环评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体制根本无法适应一个大国的环境统筹需要。
在第一层次的基础性制度上，他认为主要包括信息公开和利益组织化两个基本制度。这就容易造成一个个合格的项目导致一种极不合理的地区或产业规划布局。尽管也存在互联网的管制，但由于信息的巨量化、信息发布途径的多元化以及信息扩散的快捷性，所谓管制远不如传统时代对纸质媒体的控制严密。 PX后期 2007年3月，赵玉芬等提出政协1号提案《关于建议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的议案》。
PX模式由社会阶段切换入法律阶段，正是政府的回应性伦理起了作用。但这种灵活性又并非恣意性，而需要朝着有利于公众参与和相对人权利保护的方向延伸。
在PX前期，厦门市政府及投资方翔鹭集团走的是国家法律规定的项目环评程序。然而在这一殊荣背后，全体厦门人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且发挥了高度的智慧。
在行政国时代，行政的自主性允许行政机关较大程度的程序选择权与实体决策权，行政机关应利用好这一裁量空间，灵活选择有利于公众参与和充实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程序。PX后期，政协提案使该项目事件化，媒体对于信息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在信息公开中仍然没有扮演主动角色。
厦门PX所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民主可以作为科技与政治、科技与法律之间互动关系的有力证明，同时这也是厦门PX事件作为公众参与时代标本的重要特色所在。厦门市政府经过后期的公众参与过程明白了一个道理：公众参与可以为新时代的公共行政提供合法性。 总而言之，PX后期的公众参与显示出充足与成熟的特征，政府与公众在这一过程重新建立了关于公共行政的互信基础。PX模式启示我们，作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方向，政府必须将对公众参与程序的接受与行政决策的结果合理联系起来，体现出决策对公众参与意见的考虑和吸纳。
公众参与使得公共行政在传统的命令特征之外，增加了协商与理性讨论的特征，拓宽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来源，加载了公共行政过程的教育功能。 作为行政过程公众参与法律阶段结束的标志，政府的最终决策合理考虑了公众在参与程序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做出了合乎公共利益的决定。
我们关注的主要不是PX后期的迁址结果，而是PX后期所展示的公众参与的新颖形式与系统特征。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是，政府对于网络以及其他新媒体的开放与宽容态度也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2007年12月18日，《大公报》报道PX项目将迁址漳州的古雷半岛，政府方面未作明确否认。 2、PX前期的公众参与：缺失与危机 尽管PX事件给人们的基本印象已经定格，但有些问题还得细致地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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